关于语言、杨黎及其它

文/韩东

1 语言是光线

语言指向的不是事物，是事物间的关系，即事物的意义。

因此，对语言的要求不应是准确对位，而是“看见”。通过语言，我看见事物，而我看见的事物实际上是事物间的关系。

语言，就像光线，而不是模具。

由于看见的需要，语言应该趋向于清明。

准确对位的语言是科学的语言，它注重的是语言和事物间的关系，而不是事物与事物间的关系。它的权威来自于语言和事物相互契合的迷信。科学语言中的数学、逻辑是模具，而非光线。它被用来容纳事物，而非呈现事物。因此，科学有进步，它的语言需要不断地进行修正。这一过程永不可能结束。另一方面，数学和逻辑又可单独地抽离出来演绎，作为某种智力游戏。

叙述的语言是另一回事，它是意义的诞生之地。这意义是由精神和事物的相遇促成的，它的根据既非精神也非事物，乃是二者的相遇。我无法从中抽离出任何单独的东西。光线作为看见和对象之间的媒介，既不属于看见，也不属于对象。

模具是纯粹的人造物。光线则不然，它是看见的条件，也是看不见的条件。

“说什么？”说世界，说事物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必须说我看见的世界或事物。语言可以言说语言，把它作为事物。把它作为语言，则不能言语。叙述语言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棋类游戏。

“怎么说？”这里的确有某种分别。由于看见的要求，就是尽量地清明，取消语言的“积垢”。犹如一块玻璃，擦去尘埃污渍，让它透光，就像没有了一样。最后，它真的就没有了。怎么说的极限，就是清明的极限，就是光照的极限。

从此意义上说，杨黎的取消语义是对的。语言传至我的手中，已是一件污染之物。对它的警惕和抗拒都无可厚非。但，“废话”说我却不赞同，就像我不信任棋类游戏一样。我相信语言应是光线，是光明，它使我，或者可能使我看见。2语言的界限

在语言之内言说语言是不可能的，除非，把被言说的语言作为事物，作为言说的对象。

对语言的沉思即对语言的言说，它有别于使用语言。使用语言时，我位于语言中。言说语言时，我在其外，语言作为事物或对象。

一个使用语言的人（如诗人）可以不考虑如何言说语言，这无损于他的作为。但，如果他试图言说语言，必须退至语言之外，并获得看见的距离。尽管我表情丰富，丑陋或俊美，也善于控制，但我看不见自己的脸。若要看见，就得借助镜子，或照片，或别人的目光。在这些情况下，我的脸作为观看的对象，作为事物。

在观看中，语言作为事物，一定如此。所以，存在着对言说的言说，对言说的言说的言说……以至无穷。只有在使用中，语言成为惟一的。

若沉思或言说语言，必然看到它与世间所有的事物一样，它的有限性，它的不能自圆其说，它作为事物在时光中的无常和可悲。语言是世间之物，就像生命体那样的复杂、含混、充满矛盾，并有着生死大限。它不是究竟、目的，只是手段而已。

手段，是被我反复诅咒，而不能摆脱的一个字眼，实际上是我在世惟一可能的处境。我所以为的目的，不过是手段而已，概莫能外。权力，是指挥的手段，但我追求权力。金钱，是购买的手段，但我追求金钱。语言，是看见的手段，但我追求语言。人生，是超越的手段，但我追求人生。这是亘古以来的大骗局。世间万物，宇宙之内，并无合目的性，即没有一物是我的目的，是真正的究竟或绝对。只有一点是真实的，就是我对目的渴望。

但有一点，作为手段的事物，的确处于不同的层次之上。手段，并不一定与投机相关，在一些事情上，它只与界限相关。说语言是手段，并非指“文以载道”，或通过语言获取声名地位金钱权力等等，这是等而下之的，是对语言这种手段的滥用。说语言是手段，是指它与某种超越的绝对之物相联系。在此意义上，将它作为目的本身，关闭通道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是一种自欺。说语言是手段，便是划出它的界限。

这样的认识，或许导致语言问题上的虚无主义，或许，经历长期的虚无之后触摸真正的绝对。由于绝对的感召和我对目的渴望，应冒虚无的生死危险。这是值得的。

虚空的虚空


凡事都是虚空
人一切的劳碌
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
有什么益处呢？
一代过去
一代又来
地却永远长存
日头出来
日头落下
急归所出之地
风往南刮
又向北转
不住地旋转
而且返回转行原道
江河都往海里流
海却不满
江河从何处流
仍归何处

万事令人厌烦 这是《旧约》“传道书”中的一节，排列成“橡皮体”，以说明我的看法。

3迷雾

语言并非世界，乃是世界之光。在光照下，世界得以呈现、被看见。然而，被看见的并非世界，而是世界中的关系，是它的意义。我看见我愿意看见的东西。看见和语言中的世界共存。世界的意义仅仅是对我而言的，世界的意义对世界并无意义，但它的确又是世界的意义。

世界只有一个，但意义多重。在不同的语言中，不同的看见中，世界破碎、自相矛盾。破碎、自相矛盾正是世界意义的体现。

语言作为看见的媒介，积累了这一切，似乎，它本身也变得有意义。似乎，它本身变成了目的。但这意义是偷窃来的，是从看见中偷窃来的，以吸引我的目光。

清除语言中积垢、含混、意义是可为之事，以使它变得清明，转向世界。

世世代代，语言积累着世界庞杂而含混的意义，当真是迷雾重重。光线被迷雾所取代。世世代代，要求看见的人深受其苦，他们所看见的世界能见度极差，瞪视着变幻莫测的迷雾本身。

所谓的“知识分子诗人”其要害并非是书面语的使用，并非是“殖民地写作”，更非知识炫耀。他们受惑于迷雾，并制造迷雾。他们本能地排斥看见。迷雾奇幻的色彩取代了事物的关系、世界的意义，作为中介的语言成为华丽的屏障。

杨黎的意义即在于清除迷雾，恢复语言的光照。他的写作和言说都说明了这一点。要求看见的人并非绝无仅有，但像杨黎这样坚决、理性、一贯和极端者在我的时代却是惟一。因此，他是一个标志。从实际效果看，正是杨黎的坚持和批评，使“语言生产力”得以巨大地释放。有“橡皮”为证。

我受惠于杨黎，这不可否认。这种受惠源于杨黎的存在。杨黎存在着，这便是支撑。受惠还表现在他顽固的存在迫使我思考，关于语言，关于诗歌的现状等等。

语言是世界之光，是对杨黎的语言即世界思考的结果。语言的清明和光照是对杨黎的取消语义的思考结果。迷雾和光线是我发明的字眼，其灵感依然来自于对杨黎的思考。顺便说一句，于坚的堕落并非在于他的世俗行为，乃是由于他的语言态度。如今，他成为一个迷雾制造者。他的“棕皮”、他的作品都已成为蛊惑人心、虚张声势的范本，其明显标志就是浑浊。这正是迷雾的特征。于坚，已成为他所反对的隐喻的牺牲品。

4看与关注 我的思考源于杨黎。正是因为杨黎我才决定动手写这篇文章。但这不等于说我完全赞同杨黎。不赞同和赞同同样是明确的。在对具体诗歌或文学作品的评价上更是如此。

关于“怎么写？”和“写什么？”，我和杨黎在“橡皮”上曾有过认真的讨论，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。杨黎认为怎么写是惟一的，而我认为怎么写和写什么是一体的。双方都未被说服，但通过讨论明白了彼此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。我认为，这就是成果。

我不赞同杨黎的还有，他反对将语言与绝对相联系，认为语言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体。我不赞成“诗歌教”，虽说这是杨黎的戏言。

我关于语言的“手段”说，定然也会让杨黎大为惊讶。这一问题与上面的问题直接相关。我以为，与超越的存在相比，语言只能是手段。它不是手段（如国家、权力、文化、思想意识、人生、金钱等等）的手段，但它是（在极限处）作为绝对目的手段。

由此，语言之光除了照射世界，还应照射虚无，照向极远处，不可企及之处。条件是净空语言，留出通道。不仅净空语义，最后也将净空语言本身。当然，这是困难的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但，只有在不可能的向度上，语言才能获得它根本的意义。这一向度不可取消。若取消，在定义上，语言只能是寻常之物。它的不寻常和神秘正是不自称为目的，正是降低到寻常之物之下，降低到微不足道，一无所是，降低到取消自身。当然，这是相对绝对之物而言的。面对世界范围的各种强权、势力、意义，语言则不应卑躬屈膝。

我不赞成杨黎的“废话”说，皆因为此。“废话”把语言当作目的，并不导向有意义的虚无。它并不虚无，因为它保留了自身，保留了“废话”的快感。若坚持这种快感，语言有可能变成某种棋类游戏，无任何意义，但有自得其乐的意义。语言不应成为娱乐。

朱文说过他不写诗的理由，因为，“写诗太有快感了”。此话虽是搪塞，但不无道理。看见的人并不应以看见为炫耀，走马看花和全神贯注的静观是不一样的。面对视力表和极目远眺是不一样。看着车水马龙繁华街市和在人群中认出久别的亲人也是不一样的。看，应提炼成关注。

看，依赖于视力。只有关注，最后导致取消自身。

我爱那些视力良好、尽情浏览的诗人，但更爱那些视力尖锐、全神贯注的诗人，哪怕他的视力稍差。这就是我如此喜欢杨健的理由。在对杨健诗歌的评价上，杨黎和我的观点相左，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。

在对杨黎的思考中，我亦有新的发现。他的“语言即世界”、“取消语义”、“废话”说以及“怎么写”高于“写什么”广为传播，为人知晓。但他有一句相对不受重视的话，却让我如获至宝。他曾将我的“诗到语言为止”修正为“诗从语言开始”。首先，我同意这样的修正。无论杨黎怎样理解，我却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论。从语言开始，将导向何处？在我这里便是绝对、真理、超自然，并非任何世间实在之物（包括语言）。在有限的时空内，也许只能体会为虚无。虚无，正是真理在世间的永恒的形象。

2002.7.16